毛泽东书法比较研究

毛泽东书法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书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毛泽东书法的论文及专著，取得一些令人可喜的成果。吴明君同志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毛泽东书法作了分析浅探。从与古代帝王书家、古代草书大家、现代领袖书家、文人书家和专职书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
　　　　　　　　　　　　　　　　与古代帝王书家的比较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自梁武帝以来，帝王喜书法者大有人在，但能立足于书林的帝王书家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徽宗赵佶二人为首。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李世民临摹钻研王羲之书法的功力很深，正、行、草诸体俱佳，尤喜飞白书。他撰写的行书《晋祠铭》、《温泉铭》笔力遒劲，神气飞动；草书《屏风帖》轻灵俊美，流丽可爱。其飞白书苍劲练达常书以赐人。明王世贞云：“文皇帝作真、草书，古帝王鉴语为二屏风示群臣，今所存者草书耳。轻俊流便，宛然有右军、永兴风度，惜天骨小乏，戈法犹滞。”李世民全身心地喜爱书法，完全以一种艺术的态度去对待它，才使得书法在李唐一代达至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时期。
北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其传世书迹有《大观圣作之碑》、《洛神赋》、《草书千字文》、《御书临写兰亭绢本》等。他在政治上昏庸腐败，遭遇劫掠之虏，但他自创的“瘦金体”却在书坛上名垂后世。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其草书字形大多直攀晋人，尤是羲之法书。其草书团扇“掠水燕翎寒自缚，随泥花片湿相重”线条细瘦刚劲，同其“瘦金体”楷书一脉相承，但比其用笔更为爽快、洒脱，笔势圆转流畅，打破了楷书那种匀称整齐的单字排列组合方式，从而越发显得活泼。徽宗赵佶喜好翰墨，几乎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我们简直弄不清他是皇帝还是个艺术家。说是皇帝，他却沉溺于笔砚中不能自拔，说是艺术家，他又帝冕在顶。他可以说是彻底地不能当皇帝的彻底的艺术家，这也正是他受虏亡国的根本所在。无怪乎论者日：“宋以艺术失国”，元臣康里子山有旬“赵佶百事皆能，唯不能为帝”(王士慎《池北偶谈》)的名言。
　　就封建社会而言，文化可以说是封建帝王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处于权力顶峰的历代帝王们都无不以翰墨为重，以此来笼络那些具有文韬武略的人才，让他们辅佐自己统治天下。李世民和赵佶堪称中国历代书家的代表，都有作品传世。前者通过书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李唐一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后者由于对书法达到一种极为专一的心态，而不问政事，致使其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最终被虏身亡国。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醉心于书法，只是囿于赏玩和创作，纯粹是一种嗜好，与封建帝王以书法来统治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一生中读过的碑帖难以计数。据五六十年代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回忆，自1955年始，毛泽东用稿酬广置碑帖达600多种，其中看过的约近400种，并且还借阅过故宫所藏的法书。由于毛泽东广读碑帖，且走到哪儿读到哪儿，再加上他在书法方面的天分，创作出同诗词一样的博大精深、受人喜爱的书法作品。例如毛泽东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他把第一个“人”字和第四个“报”字写得很大，而中间的“民”、“日”两个字则相对小得多，他还边写边风趣地说：“《人民日报》这四个字啊，写成报头，中间两个字要小一点，两边两个字要大一点，这样就好看喽!”另外“为人民服务”的题词亦与此类似。毛泽东书法的那种“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岩之志”(萧衍语)，不衫不履，浑然天成，将人带到一个极有魅力的意境中去，置身于一个强大的神秘的艺术世境，会感受到无比的愉快和欢乐。
　　　　　　　　　　　　　　　　　与古代草书大家的比较
　　唐代不仅是楷书的中兴时代，而且也是狂草风流的一代，不但涌现出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而且还出现了被后世称为“颠张醉素”的狂草大家张旭(因官右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和怀素(字藏真)。宋黄庭坚评张旭和怀素日：“怀素草书，暮年不减长史，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两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
张旭的“狂草”源于各体而又异于各体，出于“今草”而又胜于“今草”，独树一帜。宋苏轼称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世称神品。张旭能在草书艺术殿堂达到如此神妙的境界，是他们苦练各种书体的基本功，博采前辈名家大师之长的结果。
　　明王世贞跋《肚痛帖》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秘不可测。后《河满子》一阙系张祜作，祜后长史生50余年，余甚疑之。既考之，知与此帖俱高闲也。闲书僧，朱元璋欲悬之酒肆也，然亦自佳也。”
　　颜真卿曾经说过，怀素以狂继颠，故而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自怀素的书法，可探知他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大家，他继承了张旭并有所发展。
　　怀素在其《自叙帖》开头说：“僧怀素家长沙，幼儿事佛，经禅不暇，颇好笔翰……”怀素尤喜草书，自称得“草圣”张旭三味，被誉为“草书天才”。《续书评》云：“释怀素，挥毫掣电，随手万变，素以狂草得名。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另多变化，而法度具备。”同时代的名流李白、钱起等都曾写诗赞美过怀素，李白在其《草书歌行》中极推许地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在我国草书发展史上，张旭和怀素是两颗灿烂的明星，达到了古代草书发展的最高峰，他们二人是纯粹的草书大家。
　　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书法有题词、信件、手书诗词等多种形式，字体有楷、行、行草和草等，而以行草特别是草书成就最高。从毛泽东的书迹来看，他早年学魏碑、颜真卿，后承苏黄，转而又学郑板桥、王铎，最后学张旭、怀素。
　　据陈秉忱曾回忆说：“……‘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毛泽东通过读帖、临帖，再加上他本身的天分，书艺倍增。通过毛泽东的墨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草书师承张旭、怀素，并加以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如毛泽东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字迹连绵，如一片烟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意笔相从，豪迈飞动，是典型的学张旭的例子，而手书李白《忆秦娥》(萧声咽)，硬毫走笔，点画简约，连绵跌宕，雄奇超逸，是典型的学怀素的例证。因此，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攻草书的决心。于是他精读各种碑帖，尤其草书艺人之顶峰“颠张醉素”的法帖，汲取营养，心摹手追，超越张旭和怀素，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艺术境界，其作品的时代气息、创新精神、个人风格为同代人之冠，当属中国现代书法的代表人物。
　　　　　　　　　　　　　　　　与现代领袖书家的比较
　　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也称得上现代书家。其书法虽不像毛泽东那样飞动、流畅，亦有其独到之处。周恩来的书法有公文、信件、题词等，其中以前两者居多。周恩来的题词较为人知晓的是为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于1941年1月17日夜为《新华日报》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之情，尤其是落款别具一格，尤其是“来”字的竖画，拉得很长，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一生题词很多，如1938年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教师》杂志的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1940年2月l0日为《新中华报》创刊一周年题词“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1941年7月为抗日战争四周年题词“团结”、1942年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949年9月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63年2月28日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等，这些题词不但艺术性强，而且在当时乃至今天都鼓舞着人们的斗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部分题词及书信的落款在署名时独具特色，有从小到大，从正到草的变化，从早期传统形式的不大于正文且比较规矩，到以后字体逐渐变大、变斜，且越来越雄放，笔画也变得粗重，有时三个字一行，有时两行甚至三行，尤其是六十岁后的落款极为放纵，七十岁以后的落款就顶天立地了。有许多作品“泽”字拉长突出竖笔，显得特别有气势，如“向雷锋同志学习”、“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题词的署名。
　　毛泽东题词最突出的特点是只有署名，没有书写日期和加盖印章，但这些亦不能消弱其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在信件中则署有日期但没有印章，而总理的书作包括信件相当一部分有印章。齐白石等艺术家曾为毛泽东刻过印章，但毛泽东在其书作中不用印章，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与现代文人书家的比较
　　孔子《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明确指出：士应当以弘扬“道”为己任，要把有限的生命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艺”则要保持一种“游”的态度，决不能迷醉于末艺小道，落人“玩物丧志”的陷阱。为士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谓公务缠身，日理万机，但他仍酷爱书法，将其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日积月累，在书法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现代文坛上有突出成就者首推鲁迅和郭沫若，他们二人都曾在日本学医，后从事文艺活动，都是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他们均专心做自已的学问，由于文学素养提高等方面的原因，自然地成为文人书法家，我们可以用昔日黄山谷评苏轼的“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来评价他们两人。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将书法作为余事而均有所成，在此方面他们是相同的。但在书法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
　　众所周知，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至于他是造诣很深的书法家，知之者甚少。鲁迅的书法，取法汉魏、古隶，并取篆、草、行楷，兼众之长，元气淋漓，别有一番天地。尤其晚年的书法同其文章一样，用笔泼辣、犀利、果断明决，苍劲老健，如《楚辞九歌礼魂》、《夏曾右诗》数幅，全石韵味浓重，气象万千，形神兼备。郭沫若曾论及鲁迅的书法“融治篆隶，心腕交应，朴质而不拘擎，洒脱而不法度，远遂宋唐，直攀魏晋”。这正如鲁迅在谈及读书时说的“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许多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鲁迅的书法如同酿蜜一样，博采秦汉之雄大古朴，魏晋之坚韧秀拔和唐宋之严谨宽博，从而形成豪放浑括的风格。
　　大文豪郭沫若除从政外，于考古、古文字学、历史学都有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特色的书法家。郭老擅长行草，亦能篆隶和楷书，其墨迹流布于天下。于立群曾介绍郭老学书经历和书学主张：“沫若早年曾写颜字，能悬腕作大书。喜读孙过庭《书谱》及包世臣《艺舟双楫》。领悟运笔之法，在于‘逆人平出，回锋转向’八字。中年研究甲骨文与金文，用工颇深。秦汉而后历代书法，几乎无所不观。故其用笔不拘一格，唯能运用中锋，似为其特点。”
郭老不但精于用笔，提按自如，力透纸背，融南帖北碑之长而出己意，形成“郭体”，而且他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其对原始刻划符号和甲骨文艺术特点的论述及《兰亭序》之真伪问题的论辩，震动了中外书坛，推动了书学研究的发展。
　　舒同一生从政，勤于翰墨，从“二王”入手，上追秦汉，下摹唐宋，集纳历代名家书体之精萃，千磨万滤，自辟蹊径，独树一帜，领时代风骚，不仅香飘华夏，而且享誉海外，为世人所注目。舒同曾欣慰地说：“时人赞誉我的书法能融百家之长，创自家风格，盖出于此。”在革命战争年代，舒同的书法就极受人欢迎，毛泽东曾誉其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而毛泽东本人，由于其所在的地位和威望，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书艺，或对其书法妄作评论，更不用说称其为书法家了。
　　　　　　　　　　　　　　　　与现代专业书家的比较
　　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不但出现了象鲁迅、郭沫若等文人书家，还有许多专业书家，诸如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等。
　　于右任先生擅诗词，尤精于书法，为现代具有深厚造谐和独创风格的草书大家。他早年曾学赵孟，后改学北碑，达到形神兼备之境界，在此基础上研攻草书，创造出一种结构奇险、笔墨凝练老辣、具有鲜明个性的草书风格，对现代书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沈尹默多才多艺，工诗词，精书画。沉老书法深受家庭影响，他自述其学书过程说：“余年十二三时，喜学书，从欧阳询《醴泉铭》、《皇甫诞》等碑入手，兼习篆隶，但不明用笔之道。”25岁时友人陈独秀批评他的字“其俗在骨”。于是痛下决心“始读包世臣论书著述依其所说，悬臂把笔。杂临汉魏六朝诸碑帖，不以爱憎为取舍，尤注意于画平竖直。”直到俗气全消，风骨挺立，才研习行草。从米南宫而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二王。终于融汇贯通，妙集众长，创立了圆润秀美、清雅遒劲、雅俗共赏的书艺风格。其书法艺术，名扬中外，横绝一代，早在1942年，《世界美术大辞典》主笔荷兰高罗佩称他为民间第一书法家。
　　沙孟海几十年来师法广博，尤得力于王献之、颜真卿、黄道周、王铎等，其书风雄强，具阳刚之气，很有时代特色，为现代书法之巨擘。
　　以上专业书家的作品大部分被人们装裱后挂在墙上，供人们参观、欣赏，且在专业报刊发表。而毛泽东的书法在当时没有进过展厅去展览，只是在报刊上发表。
毛泽东胆识过人，他有过人之志，超人之勇，遇事有先见之明，正如有人所说的毛泽东不是神，但他也决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一个既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又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人。“书如其人”毛泽东的书法也同其个人一样，师承传统，又敢于打破传统，求新求变，不断扬弃、日有所进，年有所改，壮有所行，老有所感。由于其胸怀宽广，海纳百川，雄视古今，豪迈坦荡，敢做天下伟人，作天下第一书，可谓“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王鹤滨则从更微观的角度将毛泽东书法与古代几位大家作了比较：
　　　　　　　　　　　　　　　与郑板桥书法艺术的区别
　　有的书论者认为，毛泽东四十年代的书法艺术风格，是师法郑板桥书体的结果，甚至提出毛泽东的某幅作品字字皆象郑燮，笔者没有看出毛泽东作品中的郑燮，更没有看出其师承关系。所谓师承倒不一定字字皆象，其风格相近似也就足够了。从毛泽东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和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分析，倒不如说毛泽东的书法风格吸收了汉隶、晋帖、魏碑、唐楷，想也吸收了宋、明、清以来的一些书法家运笔结体的风趣，也可能是一种偶合。但从书法风格来讲，毛泽东仍然是毛泽东，找不到其师承哪家的面貌。如果硬要追根溯源的话，毛泽东运笔、结体、布局，带有隶意、魏趣，似乎更为确切些。
　　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行书中吸收了篆、隶的笔法，尤其是他的作品中隶书的波磔味很浓，似是从隶书中直接搬来。汉隶被称为“八分书”。郑燮自称其书体为“六分半书”，可证。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如果说带有隶意的话，那是被改造过了的，完全是属于毛泽东的书法特点，例如《人民日报》中“人”的一撇一捺，可以说它是汉隶蜕化而来，而不能被直接看成是汉隶的波磔之笔。郑板桥在结字布局上表现为书论家所评述的特点：“碎石铺路”，字体大小错落迭宕，用笔粗细参差，结体左斜右倾，东倒西歪，如醉汉步态，这大概是郑燮借以“输其沉闷之气”、“借酒浇愁”的结果。如郑板桥《与韩生镐论文》所书联句的下联：“领异标新二月花”中的“标”字右倾，“月”字则左斜。郑燮所书《论书》中的七个“书”字，右倾者二，左倾者一，正位者四。毛泽东行书的笔法、结体、布局，在四十年代不同于郑板桥，以后更加不同了。在毛泽东题词墨迹中，从1938年到1941年间，在作品中曾出现过左倾斜的字体，而在1941年以后，在一个时期内，均向右侧倾斜，甚至通幅作品中的字体，向一个方向倾斜，所以产生了一种似箭的矢状力量，给人以强烈的推动力量和飞动感。因所书写的字体在向右倾斜的同时，又加上横笔向右上方倾斜，也产生一种向上的力量，更增强了飞动感，其气势有如唐代壁画飞天，或嫦娥奔月之姿，也如春风拂柳，“百舸争流”之态。而绝无“碎石铺路”，醉汉步态之感。为了领略这种向上的飞动感和力感，读者可以参看毛泽东1945年所书写的《沁园春雪》。我们也可拿来1946年毛泽东所书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其字体与板桥体，相去是何等的远啊!或谓主张毛泽东师承板桥体的根据是字体的倾斜，这种根据是不能说服人的。
　　　　　　　　　　　　　　　　　与张旭、怀素的较量
　　拥有草圣之称的，汉有张芝、三国时有东吴的皇象、西晋有索靖、唐有张旭、怀素。不过提起草书来，草圣则以张芝、张旭为代表了。清包世臣论：“伯英诸帖大都是大令所书，圣于狂草，空前绝后，只是引以篆法，下笔如鹰颤搏击，道而不褊，疏而不准，虽经挪行，尚可想所向无空阔之意态。(《艺舟双楫》)。包氏对张芝的草书作了“空前绝后”的评价，既然“伯英诸帖大都是大令所书”，那幺包氏的评价根据是什么?
　　皇象、索靖均以章草见长，今草当以张芝为鼻祖了；但以张芝遗留下来的所摹刻的字体看均较张旭和怀素成熟期的作品逊色，看来，书法艺术史上，恐怕以张旭、怀素、杨凝式的草书水平为高，尤其是张旭、释怀素的草书作品，更是载誉千载不衰。
　　张旭的狂草风靡盛唐，笔法奔放强劲，结体奇险，冲破了晋魏时期拘谨温顺的书风。在章法上更是疏密错落悬殊较大；唐朝大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论道：“张旭善草书，不沾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评论，《怀素自叙帖》既不是他晚年的作品，更不是怀素的书法艺术的高峰，较之大草《草书千字文》相去甚远，更赶不上我们所看到的他晚年作品《东陵圣母帖》。后者无论从运笔、布局看，都要高出《自叙帖》的水平，怀素晚年所书《小草千字文》贞元希，被誉为是他的最高书法艺术，得到书家或书论家的称道，故有“千金帖”之美称。明文嘉称此帖：“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张之习，而专趋平淡古雅。”
　　于右任也评此帖为：“松风流水……怀素书千字文有数十种之多，《小字贞元本》最为书论家称道、珍视，故有《千金帖》之称，用笔宛转圆通，多用藏锋，筋骨内含，深得运笔之法，含巧于朴，寄奇于正。文字神定意闲。”
　　释怀素的小字贞元本小草千字文受到书论家的推崇，这种情形与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相同之处。被我们看作是毛泽东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沁园春?长沙》，为行草书体，取小草气势，一派平淡闲雅的神韵，尽洗狂草气势，尽去姿纵的用笔；结体、布局均取平淡雅静之意，如湘江清澈的缓流，沁人肺腑；如鱼翔浅底，闲静自由；如微风轻拂，心旷神怡；如饮甘泉，惬意自得。
　　为了找到能与张旭、怀素的草书字体相对比的字，我们从毛泽东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中，选出了草体字“龙岩”二字；又从张旭墨迹《古诗四帖》中找出“龙岩”二字；也从释怀素《草书千字文》(宋刻本)中取出“龙岩”二字，三组“龙岩”二字，并排在一起，以资对比。张旭所书“龙岩”二字，笔法圆浑强劲，中锋用笔，环纡盘行，一笔一字苍劲有力，但运笔过程中提按变化较小，显得单调，笔画的粗细变化不大，使人有“麻绳”缠绕之嫌，“岩”字上面的“山”部有个大的环眼，减少了韵趣；张旭《古诗四帖》整幅作品和“龙岩”二字，气势飞动磅礴，强健挺拔，但露出些霸气，即剑拔弩张之气。
　　释怀素所书《草书千字文》宋刻本，硬毫所书，刻工精美，其中“龙岩”二字，形近正方，用笔峻利强劲，每字都有笔断意连的墨趣，笔画粗细变化明显，增加了韵味，因字体形态近正方，而减少了气势，但克服了张旭一笔环转盘纡的缺点。
　　毛泽东所书“龙岩”二字，字体取竖长方形，用笔流畅，笔着较细，但提按清晰，笔画粗细变化明显，外柔内刚，潇洒淡雅，平和疏闲，文质彬彬，每字都有笔断意连的运笔两处，趣味深浓，在运笔上兼有怀素笔意，在结体上形似张旭的竖长方形，然再细加分析，毛泽东所书“龙岩”二字，在间架结构方面却与张旭所书写的“龙岩”二字有极大的不同。
　　张旭所书“龙岩”二字，末笔画明显地与相对应的笔画形成向内侧环抱的“( )"形式；毛泽东所书写的“龙岩”二宇，则相反，末笔画与相对应的笔画，成向外侧环抱之势，形成外抱的“)(”形，并且在收笔时笔锋略向内收，与向外环抱的笔法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对抗，丰富了笔意，因此较张旭结字胜过一筹。从“龙"字和“岩”字整个结体看，张旭所书“龙岩”二字均成“罐”式，如生铁铸罐一对，厚实坚固，加上张旭用笔粗细变化较小，字体结构匀称，无明显地疏密变化，尤其是“龙”字更加显著，“岩”字下部用笔加重增加了稳定感，使人的视觉感增强了“生铁罐”的形象，也附合张旭草书呈现“霸气”的特点；毛泽东所书“龙岩”二字，形成了“古尊”的形状，如铸工精美的青铜古尊一对，加上结字上密下疏，字体产生了飞动感，尤其是“岩”字，用笔巧妙，笔法变化丰富。“岩”字草书体下半部的左右两半，虽是联笔，但笔锋在运行中到达右侧的分界处时，自然地轻按了一下，便划分出了左右两侧的分水领。这种以按笔代替断笔的方法，非极熟谙的运笔技巧，则极难达到妙处，这一按如过重过轻，偏左偏右，都会失去结体的完美和趣味，这一笔真是所谓连处实断。
　　怀素所书“龙岩"二字，可惜不是墨迹，在用笔技巧上，应该说也高于张旭，皆有笔断意连之处。张旭却一味环转盘纡，而且笔画变化照旧没有怀素丰富，但在结字上怀素不如张旭取竖长方形更富有气势，应该说二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毛泽东所书“龙岩"二字，韵、象具备，既现有怀素运笔的明显提按变化，笔锋在运行中尽笔断意连之趣，又具张旭结字的有所“象”之功，因为字采取了竖长方形，这种几何形状，更较附合“黄金分割画肖”的美学要求；但这并不是等于说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是张旭和怀素的相加。其实这里有质的飞跃，毛泽东所书“龙岩”二字，不但在形质上胜过张旭、怀素，而且在神韵上也远胜过张旭、怀素，更在书法形质上看不到所谓毛泽东师法怀素、张旭了。
经过对张旭、怀素、毛泽东所书草体“龙岩”二字的分析，虽说是管窥，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书法风格，既非师承张旭，也非师承怀素，更不能以毛泽东读过张旭或怀素的书法作品，就认定了师承关系，这是显而易明的。我们认为，毛泽东书法艺术所走的道路，不是一般书法家所走过的道路那样，先师承一体，苦心经营，再博采众长，融于一体，变化师承，然后自成一家。
　　总观毛泽东的书法风格，创造意识极强，他书写之前，不定一格，既书之后不留一格，可以说是笔笔创新，字字新结。这样才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运笔博变的、结构异态的书法作品遗产。他的书法作品有着极强的个性，一看便知是毛泽东的书体，但又没有定体，一直在创造、发展、求索。他不像王羲之的字体风格变化很少，而能保持书体的一贯性，风格的统一性(否则沙门怀仁就不可能将他的字集成《圣教序》)；也不像颜、柳、欧、赵的书体那样定形，虽然，颜真卿的字随着年岁的增长，书体的形质有所改变，但仍保持了其颜体的基本风貌。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风格则不然，数十年所书写的同一字体，集在一起，字字异殊，几十年的落款，168个，竟不相同。这种书法风格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于是引得有的书论者苦苦地探寻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师承关系，竟几乎把从晋到清的行书或草书的名字，都被圈定为毛泽东的师承对象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罢了。
　　　　　　　　　　　　　　　　　　与王羲之的较量
　　可以说自唐以来，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毕受崇拜，在书坛上可谓言必谈王羲之。在书法艺术的殿堂里，王右军被神化为尽善尽美的书圣，其地位犹如儒家殿堂中的孔丘，受尽顶礼膜拜，尽得风流。
　　我们认为王右军的书法艺术成就，不容忽视，其能博采众长，化为已有，笔法多变，布局有致，正如他在《书论》中所述：“为一字，数体俱人，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臻相同。”
　　王右军的书法优势在行楷，即被后人捧为至上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如果说王逸少的书法艺术特点是笔法博变多能，布局也极巧妙，那么毛泽东在行草书体的用笔结体博变，要胜过王羲之，或可说前无古人。在本节中我们引证了些议论，王氏父子，到底是父胜过子，还是子胜过父，目的是想证明，这种比较或称较量的对手，是否选准了。目前所见到的王献之遗迹，不足以说明其胜于父，书圣宝座在历史中仍是让位于王羲之的。
　　我们提出了毛泽东的五个“难”字，是从《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中五十五个难字中选集的；同时也取出了王右军所书写的五个“难”字。不难看出，王羲之所书写的五个“难”字，用笔、结体都较相近，缺少变化，而且显得非常拘窘，使人看不出有的书论家所称赞他书法艺术为“龙腾虎跃”；非但没有“龙腾虎跃”，而且放大来看，更显得无力少气了。再看毛泽东所书写的五个“难”字，用笔流美飞动，筋骨内涵，结体奇险，字体间架结构开拓，字体形质博变丰富，气势雄健，真正具有“龙腾虎跃”之势，这种字体形质、越放大越美，越放大气势越遒媚劲健。这也显示了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特点，字字舒朗，博大宏浑，气壮山河，读者或有疑问，草书是王右军的弱项，行楷才是王逸少的大本事。好！我们再把王羲之强项中的强项，因为这个“之”字正是王羲之姓名中的一个字，在一生中他大概此字写得最多。我们也来把毛润之所书写的“之”字拿来，这个“之”字并不是毛润之一生中写得最多的字，因为他在落款署名时，多用“毛泽东”三字，与王羲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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