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法的特质

毛泽东书法的特质

　　毛泽东书法是以鲜明独特的风格取胜的，对此，李妍在《雄纳天地，韵溯古今——毛泽东书法艺术与六十年代“兰亭论辩”》一文中有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一生的墨迹，应当说基本上是三种形式：首先是文章草稿、文件批阅、书来信往、题字题词，第二种是他手书的自作诗词，再就是手书古代诗词。毛泽东以博大的胸怀、雄放的性格、随意的笔情书写的书法作品，往往是恣肆跌宕、洒脱无羁、自然天成，亦能让人体会出他超然的特质。首先是他承传广博、积淀厚重，他的著作中未见专论书法的篇章，因此他给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便颇为引人瞩目。毛泽东请他“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而且还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其中使人看到毛泽东精研王羲之与于右任的书法，但并不满足于此，还要继续研读，并欲借阅原作研读。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士介绍，“延安时期他便一直将法帖带在身边，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解放后二十年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泽东不但博览碑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而他又有很厚实的碑学与帖学功夫，从对王羲之、于右任的广泛吸收到对张旭、怀素的深切颖悟，形成了他笔惊风雨、落纸云烟、独特狂放的草书风范。他自书的《沁园春?雪》、《满江红》、《长征》等，以强劲的线条，独特的结构，成为足以垂诸后世的珍品。其奔放雄健之气贯穿始终，力透纸背，线条运行飞扬灵动，情酣墨饱之间骤然融人渴笔。毛泽东草书这些神来之笔，是他对古代书法“观千剑而后识器”的结晶，正是他对“二王”的精研、对盛唐狂草的熟谙。承传的定向而又进行多向的约取，个性化的独创决不排斥百家之所长。于是毛泽东切身实践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发展，在汲取中创新，从而找到了自身主观情愫的表现方式，找到了属于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
　　观毛泽东的书艺使人油然想起李白赞怀素的《草书歌行》，“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城"，这就是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毛泽东书法的另一种特质——吞云吐月、雄风盖世的整体风格。毛泽东书法艺术起始于战争年代，他曾经评价舒同为马背上的书法家，毛泽东何尝不更是如此?战争年代，硝烟炮火，戎马倥偬，生活如同疾风骤雨，电闪雷鸣，毛泽东哪有此等闲情逸意?应当说他无刻意为书为诗的时间和心境，然而，他却无意中在马背上“哼”成了异彩纷呈的诗词，在窑洞中成就了不同凡响的书艺。是历史造就了毛泽东，也造就了他的书法艺术。作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完全可以不是书法家，他如果与艺术无缘，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但是因为他是当代的大书家才使他的形象更加辉煌丰满，更具大政治家的恢宏气象。某种程度上，他以自己艰苦的艺术实践证明了他文艺思想的成功，他以自身革命实践又造就了他独特的书风。
　　有人说书道犹兵。毛泽东在战争时期的许多书法作品苍劲雄健，笔锋如铁，寄寓着民族的雄风，笔挟必胜的意志，那分明是作者怀着一种勇敢抗敌的激情一挥而就，可谓豪情满纸。应当说那是火热战场的产物，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胸有雄师百万的毛泽东正是最善于指挥号令，谋划智取的统帅，在区区尺素间的谋篇布局里更是驾轻就熟。例如他手书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句式与字式如长江奔腾一泻千里之势到“不可沽名学霸王”，至此骤然一顿，接着以豪迈自信、颖悟天道的超尘胸襟写下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纵横天地、气势浩荡。再有如《满江红和郭沫若》笔墨飞动，横亘太空，似站在地球之外，凌空落笔。这种大诗人、大书家的凛然气势，没有超乎常人而又植根于人民之中的人生经历，很难望其项背。应当说，作为书家的毛泽东是从书学殿堂中走来，又是从时代风雨中走来。他把这传统的积淀和强烈的时代气息，鲜明的个性、创造性熔铸为一炉，铸就了一座二十世纪书法艺术的丰碑!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草书?对于这个问题，刘长青先生在《书家毛泽东》一文中作了解释：毛泽东在跟斯诺的谈话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说到自己的前半生：不服私塾先生严格的管束与殴打，他曾经逃学；为了反抗他父亲的不仁慈，他以跳水自溺来恫吓其父；长沙饥民闹事，他以为“造反有理”；他不信佛，对激进教师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他不仅赞成而且钦佩……为了争到“人”的价值，在他面前，“三纲五常”、“四书五经”、金尊玉佛、皇帝老子都应踏倒，“粪土当年万户侯”。奔放不羁的思想，开放活跃的个性，不断追求的热情，除了引导他走上反抗与革命的人生道路以外，他还需要寻找适合他个性的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除了诗词，他还应该有书法。而草书意多于法，最少束缚，是中国书法中最能表现人之性情的一种形式。毛泽东之钟情草书，良有以也。
　　1936年2月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红军准备东征山西。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放眼长城内外：或战或和，合纵与连横；六王毕，四海一；苏武牧羊，计斩楼兰；文成和亲，单于遁逃；长江饮马，南冠楚囚；民族攻略，王朝兴衰；二千年的风，挟着雪花，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剧，让人浮想联翩。心情极好的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一词。时隔九年，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最后签署了《双十协定》。在重庆，毛泽东应南社诗人、民主斗士柳亚子先生的请求，曾经手书《沁园春?雪》相赠。这幅手迹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似斜风泼雨，似长空舞雪。此词令千古词人折腰。高吟“大江东去”的苏东坡，自许“他年要补天西北”的辛稼轩，皆有不可一世之概。可是，与毛词相较，柳亚子说：“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此词毛泽东以后多次重写，其内容与形式、笔墨与气势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回眸中国书法史，唐宋元明，能在狂草上取得很高成就的仅数人而已。然而，就毛泽东草书的豪放激情而言，敢问天下谁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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